此物本是天上宝，落入人间化红袍；琼浆玉液不堪比，唯有玄妙来报道。
年，尼克松访华时，毛主席赠送他四两大红袍母株茶叶，不明就里的尼克松私下觉得主席好小气，就这么一小捧茶叶也好意思当作国礼回赠。周总理把大红袍的由来告知了尼克松，并说这大红袍茶叶一年只产8两左右，非常珍贵！送他四两，相当于把“半壁江山”都送给他了。尼克松听后肃然起敬，此后一直把这四两茶叶视为至宝。
年8月18日，在武夷山举行的拍卖会上，20克大红袍以15．68万人民币卖出，竞得人是福建泉州籍大富豪的许荣茂。
年11月25日，在广州，20克大红袍以18万人民币被广州南海渔村得到。
年4月13日，在上海，20克大红袍以19．8万人民币被北京马连道茶缘茶城董事长马武竞标成功。
年4月17日，在第七届武夷山大红袍茶文化节上，新加坡陈汉民以20．8万人民币获得20克大红袍，折合每斤万元，这可比黄金都还贵上百倍，不过，这也是最后一次公开售卖母树大红袍茶叶，自此以后，多少钱想买都买不到了，因为从年起，武夷山那六株大红袍母树开始进行永久性休养生息，再也不能采摘。
茶叶不就是用来喝的吗！大红袍母树茶叶何至于如此珍贵？它到底有多好喝？这问题一直惹得全天下人长久地好奇。
那就先看看喝过武夷山好茶叶（不一定全是大红袍）的历代人物是怎么个形容法的。
第一位是文公圣人朱熹（宋朝人）。朱熹久居武夷山，绝对的饮茶高手，他写道：武夷高处是蓬莱，采得灵芽手自栽。地僻芳菲镇长在，谷寒蜂蝶未全来。红裳似欲留人醉，锦障何妨为客开。饮罢醒心何处所，远山重叠翠成堆。
说的是“灵芽”、“醉”、“醒心”。
第二位是北宋的范仲淹范达人（—）。他在《斗茶歌》中写道：“年年春自东南来，建溪先暖冰微开。溪边奇茗冠天下，武夷仙人从古栽”、“不如仙山一啜好，泠然便欲乘风飞”。喝了这种茶，似乎都快成仙了。
说的是“奇茗”、“仙人栽”、“欲飞”。
第三位是乾隆皇帝。据说有一年给大清皇帝进贡的茶叶，其中龙井30斤、碧螺春20斤，而大红袍只有8两，由此可见大红袍之珍稀。当时身为皇太子的弘历（即后来的乾隆皇帝）做了一首《冬夜煎茶》诗，其中写道“建成杂进士贡茶，一一有味须自领。就中武夷品最佳，气味清和兼骨鲠”、“清香至味本天然，咀嚼回甘趣愈永”。好两句“就中武夷品最佳，气味清和兼骨鲠”、“清香至味本天然，咀嚼回甘趣愈永”
第四位是清代大文豪、著名美食评论家袁枚。他一度只爱“吾乡龙井”，直言武夷岩茶“浓苦如药饮”，嫌弃得不行；后来，他在武夷山喝到了上好的岩茶时，竟然画风突变，说道：“杯小如胡桃，壶小如香橼”、“清芬扑鼻，舌有余甘。一杯以后，再试一二杯，释躁平矜，怡情悦性”。
第五位是全国著名茶叶审评专家陈郁榕。据她说：她在年当学徒的时候，曾经品尝过老师傅喝剩下的大红袍母树茶汤，那种香气和滋味难以用语言描述，现在想起来还像刚刚喝过一样。她现在做茶叶审评工作30多年了，再也没喝到过这种味道！
以上几位名人喝武夷茶感受，看了不禁让人心往神驰。不过，他们喝的是不是大红袍，倒也不一定，反正肯定是武夷好茶，朱熹说的“红裳”有可能是大红袍了，而乾隆皇帝喝的绝对是大红袍了。
至于，前面所说的那几个各用天价拍得20克大红袍的大富豪们，倒也未见他们出来张扬下，说说喝了“天下第一好茶”的感受，也许他们至今也舍不得喝，也许是喝了，但他们的所有的语言词句形容不了那种妙不可言的感受。
天地造化，独爱武夷，老天爷除了造就它那奇秀甲天下的人间美景外，还在此处孕育出了世间佳茗之武夷岩茶。武夷山核心区方圆60公里，有36峰、99名岩，岩岩有茶，茶以岩名，岩以茶显，故名岩茶。自古以来，武夷岩茶种类繁多，争奇斗艳，各有特点，杰出的代表是大红袍、铁罗汉、白鸡冠、水金龟等"四大名枞"。尤其是大红袍，简直是天上至宝落凡间，它每一片茶叶都是集山川之灵气、日月之精华，绝对是人间第一茗茶。
茶圣陆羽（唐代）在《茶经》提到：茶之质地，上者生烂石，中者生砾壤，下者生黄土。所谓的“烂石“指的是风化的岩石颗粒，其透气性好，富含矿物质含，非常适宜茶树生长。
大红袍正好就生长在这样的“烂石”上，这还不够，大红袍喜阴不喜阳，但若光照不足又会影响它的光合作用，在这方面大自然拿捏得恰到好处，由于山谷峭壁的遮挡，大红袍每天只享受4小时的光照，正好不多不少，既满足其生长之所需，又防止日照太久影响了品质；此外还有崖壁甘泉为其浇灌，云蒸雾绕为其酝酿，岩顶落下的枯枝烂叶为其营养。可谓是：好山好水出好茶，茶中之冠必红袍。
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的武夷好茶，很早就得到了达官贵人的赏识，唐代乾宁朝（（年至年））进士、福建莆田人徐夤，在《尚书惠蜡面茶》一诗中咏道：
武夷春暖月初圆，采摘香茶献地仙。
飞鹊印成香蜡片，啼猿溪走木兰船。
金槽和碾沉香末，冰碗轻涵翠缕烟。
分赠恩深知最异，晚铛宜煮北山泉。
从这首诗中，可以看到武夷茶在唐时已成为馈赠佳品了。那时是把茶叶加工成茶饼，想喝的时候，把茶饼掰下一块，碾碎，煎煮后再品。
唐代是我国茶饮从粗放走向普及、流行的质变时期，茶的主要功效从药用或者粗放型的解渴功能，逐渐变成一种饮食习惯乃至品茗文化；唐开元之后，饮茶活动达到空前规模，成为国饮，皇室专门成立贡焙，采造、研制宫廷用茶。民间也是“城市多开店铺，煎茶卖之，不问道俗，投钱取饮”（《封氏闻见记》记载）。
继唐代之后，虽经历了五代十国的纷争割据，但饮茶活动却未衰反盛，至宋代更为盛行；一方面是市民日常饮茶的世俗情趣，另一方面是文人追求的精致雅趣；宋人还发展了一些新颖独特的技趣性饮茶，如：斗茶、分茶。在全国各地的茶叶中，武夷茶名列前茅，这从范仲淹的《和章岷从事斗茶歌》里可以看出，歌中写道：年年春自东南来，建溪先暖冰微开。溪边奇茗冠天下，武夷仙人从古栽……。
最好的茶当然得首先进贡朝廷，据明确的史料记载，自唐代起，上等的武夷岩茶就已成为皇家贡品；宋代就已在武夷山区的建瓯设“北苑贡官焙”，元代在武夷山九曲溪之四曲龙潭畔特设立皇家焙局（御茶园），专门种植、采制贡茶，每年要制龙团五千饼，贡茶三百六十斤。
元至顺二年（公元年），建宁总管在御茶园的通仙井之畔，建筑了一个的高台，称为“喊山台”，还建造喊山寺，供奉茶神。每年惊蛰之日，御茶园官吏偕县丞等一定要亲自登临喊山台，献上祭品，烧香跪拜，祭祀茶神。祭文曰：“惟神，默运化机，地钟和气，物产灵芽，先春特异，石乳流香，龙团佳味，贡于天下，万年无替！资尔神功，用申当祭”。祭华，击鼓鸣金，鞭炮齐响，红烛高烧，茶农拥集台下，同声高喊：“茶发芽！茶发芽！”。在回荡嘹亮的喊山声中，通仙井的井水慢慢上溢，甚为奇异。
喊山祭茶，是武夷茶人们表达对自然的感恩之情和希冀茶叶丰收的美好愿望，逐渐演化成了一种民俗并传承至今。
明代是中国茶饮历史上的又一个高潮期，但制茶、饮茶方式却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，茶叶加工和品饮方式走向简单化、自然化，宋元时期流行的斗茶之风被制止；在制茶工艺上，团、饼茶被散茶代替，盛行了几个世纪的唐烹、宋点也变革成用沸水冲泡的瀹（与“月”同音）饮法，以往的炙茶、碾茶、罗茶等工序都省了，只要有干燥的茶叶，随时沸水冲泡即可饮用。
这种变革皆因明太祖朱元璋而起，他体察民情后，为减轻茶农负担，于洪武二十四年（年），下令贡茶改制；明太祖废除了福建建安团茶进贡，禁造团茶，改茶制为芽茶，也就是散茶，这种散茶，不需蒸青而直接烘焙，保留了茶叶的本色、真味。
力推简约化这方面，最身体力行的是朱元璋的第17子、宁王朱权。朱权认为，真正的好茶要自然天成，顺应树木的“天地生物，各遂其性”。他主张为了保持茶叶的本色、真味，就要喝散茶，同时也更方便。
因为爱茶懂茶，醉心于茶学，朱权还出了本专著《茶谱》，算是对中国茶文化颇具贡献。当然，看透世事、参悟茶道，也让多才多艺的朱权免遭朱棣的清算，得以70高龄善终。
明清时期，随着人工栽种的茶树渐渐多，武夷岩茶方开始进入寻常人家，乃至为国出口，创收大量雪花银，但人间奇珍大红袍当然还是皇家专供。另外，茶的饮法逐渐变成直接用沸水冲泡散茶的瀹饮法，也极大推动了我国茶叶生产技术的进步，散茶的品种迅速增多，除绿茶外，红茶、乌龙茶、花茶、黑茶等茶类也出现并发展起来。
武夷山的茶树品种成百上千，其中的最姣姣者大红袍是何时得到此大名的？确切年代已不可考了，宋代朱熹所说的“红裳”应是最接近的了，但是否为“大红袍”的前生，仍有待进一步考证。唐、宋、元时期的达官贵人、皇亲国戚们是否真正喝到了大红袍，也很难说。
从目前查找到的相关史料看，明代的6朝元老胡潆是最早提及到“大红袍”的，他的《夜宿天心》诗云：
云浮山际掩禅院，月涌天心透客居。
幽径不寒林影下，红袍味里夜可无？
这首诗描述了胡潆夜宿武夷山天心寺，彻夜畅饮“大红袍”的情形（奢侈啊）。胡潆为官时，大部分时间是接受了永乐大帝朱棣的秘密使命，到全国各地的名川大山、庙宇道观，借寻访张三丰事迹而暗中查找不知所踪的建文帝下落，因此有缘在武夷山喝到了大红袍，由此可知，“大红袍”这一茶叶名种，在这之前就已经名气很大了。
清朝道光年间，著名学者郑光祖撰写的百科全书《一斑禄·杂述》（年）卷四里说：“……若闽地产‘红袍’建旗，五十年来盛行于世”。“建”指建宁府（武夷山当时隶属建宁府）；“旗”指的是茶（古代新采茶芽状似旗、枪，古人常以“旗”、“枪”指代茶叶），按照“五十年来盛行于世”推算，“大红袍”在清初也照样是名扬天下，为世人所推崇备至。
大红袍，顾名思义就是红色的袍服，在中国服饰的发展史上，衣着大红色的袍服主要见于明朝。明朝廷在公服穿着上有明确规定：一至四品着绯袍，五至七品着青袍，八、九品着绿袍。其中“绯袍”就是指大红色官袍，明以后，红袍渐渐成为清廉高官的代名词。
至于茶中极品为什么会以服装中“大红袍”来命名，历来都有诸多版本的传说。
一、“状元报恩说”
相传古时候一读书人进京赶考，路过武夷山时病倒，下山化缘的天心寺老方丈发现后，叫两个小和尚把他抬到庙里；方丈见他面色苍白，体瘦腹胀，便泡上一壶好茶，让他饮下。读书人见茶叶绿底红边，泡出的茶水黄中带红，如琥珀一样光亮，遂呷了几口，顿觉口角生津，芳香四溢；连续喝了几次，鼓胀、病痛全部消退，身体康复如常。谢过老方丈后，他便赴京投考，竟中得状元，红袍加身。
第二年春日时分，状元回天心寺报恩，方丈说救他性命的不是僧家，而是那种有奇效的茶叶，还说该茶树生长在悬崖绝壁上，人莫能登，每逢春日茶树发芽时，寺僧以果为饵驯猴，然后焚香祭天，让猴子穿上红色坎肩，爬到绝壁上的茶树采摘茶叶，炒制后收藏，可治百病，该茶故俗称“猴采茶”（广东人管猴子叫马骝，把这种猴采茶称为"马骝茶"）。
在老方丈的导引下，状元郎寻访到半山腰间的神奇茶树；当他正跪在山下虔诚地焚香祷拜，忽然一阵风来，把猩红的状元袍卷上半空，不偏不倚，恰巧罩在“神茶”枝头，宛如红云一片，"大红袍"遂取代“猴采茶”而得名。
靖难之变后，朱棣为追杀建文帝，派胡潆遍访寺院宫观，胡潆到武夷山时入驻天心寺，爱喝茶的他听了“大红袍”的这个故事，便请旨敕封，封天心寺为“天心永乐禅寺”，并正式册封天心寺茶为“大红袍”。同时派人看管，年年采制，悉数进贡，不得私匿。自此，武夷大红袍成为专供皇家享受的贡茶，大红袍的盛名也被世人传开了。
由于大红袍茶树受过皇封，御赐其名，故当地县丞于每年立春季之时，必亲临天心永乐禅寺茶崖，将红袍盖在茶树上，然后顶礼膜拜，在香烟缭绕中，众人高喊：“茶发芽、茶发芽”，待红袍揭下后，茶树果然发芽，茶芽红艳如染。武夷山在春茶萌发期喊山催芽的习俗仍然延续至今。
这个版本还有升级变版。这个读书人直接实名指向了武夷山建阳人丁显（～？），丁显26岁那年喜中明洪武十七年()状元。丁显谢过天心寺老方丈的救命之恩，派人把天心寺庙整修一新，因深信神茶能治病，便带了一锡罐回京。回到朝中后，得知皇后染病、百医无效，丁状元便取出带回的茶叶献上，皇后饮后身体渐康；皇上大喜，赐红袍一件，命丁状元亲自前往天心寺披在茶树上以示龙恩。状元爬上半山腰，将皇上所赐的大红袍绕茶丛三圈后披在茶树上；说也奇怪，当礼节完毕，状元揭开红袍时，发现这株茶树的芽叶在阳光下竟然能闪出丝丝红光，人们说这是被红袍染红的，也有人说是茶树本身在发红；于是，人们就将这茶树及其产出的茶叶叫作“大红袍”。
二、“县长命名说”
因为现在武夷山九龙窠“大红袍”摩崖石刻，是民国县长吴石仙书写，由天心寺庙僧人雇马头村石匠黄华友所刻，因此有人得出“大红袍”得名始于此石的刻字之时。这种说法只因那方“大红袍”崖壁石刻过于醒目、突出罢了，其实不可信。据调查，该石刻雕于年左右，此时的大红袍早已名满天下了。
三、“红袍仙人说”
大红袍茶树为红袍神仙所栽，寺僧每于元旦焚香虔诚礼拜，泡少许供佛前，茶能自顾，有窃之者立即腹痛，非弃之勿能愈，盖以为神仙所栽，凡人不能品尝也。寺僧、仙人皆以为神奇，故以“大红袍”称之。
有关大红袍的传说还有很多，在此就不再罗列了，这些传说大多是夸张、虚构的，但大红袍茶树本身存在是确定无疑的。更多的人认为，大红袍茶树是因为早春时节，叶芽勃发呈紫红色，远远望去，满树艳红，宛如一件件大红袍覆盖树冠而得名。至于它是否就是属于历史上的名丛“奇丹”，亦未能十分确定。
近年来，随着天心永乐禅寺佛教文化和寺院历史的深入挖掘，“状元报恩说”似乎确有其事。
年，武夷山的天心永乐禅寺大雄宝殿重建时，工地挖出两个明代的圣旨碑、一对石龙和三尊石雕佛像。《明史·胡潆传》记载明成祖朱棣成广泛“颁御制诸书”敕封寺院宫观，受封的寺院宫观大都冠以“永乐”字号，天心永乐禅寺一下子有两块圣旨碑，可见其背后有着不一般的故事。
据后来的天心永乐禅寺住持泽道法师说，“状元报恩说”原记载于《天心寺志》，后来寺志失传于民国战火中，便由天心永乐禅寺僧人口头代代相传下来。“状元报恩说”和其他版本的传说相比，更具有历史性、文化性、逻辑性、书面性，而且口头相传的时间跨度还会太长，故天心永乐禅寺被称作“大红袍祖庭”。若如此，该处的大红袍的历史至少超过多年了。
到了民国时期，关于武夷大红袍的记录多了起来。
成书于年的《蒋叔南游记》（蒋希召著）第一集《武夷山游记》写道：“如大红袍，其最上品也，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，天游亦十数两耳”。由此可见，至少在年之前，武夷山“大红袍”茶已非常珍稀了，并且“大红袍母树”并非只有一处存在，只不过九龙窠天心岩的大红袍是其中最大的一处。
《蒋叔南游记》中提到，当时大红袍每市斤就得64银元，折合大米市斤，在当时可谓比黄金还要宝贵。
上世纪30年代，当时在福建围剿红军的国军指挥官蒋鼎文（也有说是陈仪），听说这里有茶叶古树，于是便安排重兵把守其中的3棵，并在离大红袍茶树不远处盖了一座小木屋住入看护，以便在采制过程全程跟踪监督，但最终未能得到真品。
年，林馥泉先生在《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》中，提到武夷岩茶素来品种众多，应在千种以上，仅慧苑一带就有种，列出的“花名”达个，如奇丹、铁罗汉素心兰醉西施、金柳条白月桂正太仑水葫芦等等；他明确指出大红袍只是多种菜茶类中的一个品种，还说武夷山马头岩附近也有大红袍。
林馥泉写的《记大红袍》中说道：曾费大心神，幸得机会，一睹大红袍之真树；他对大红袍的树种、种地、产制都说得很清楚。
1、树种大红袍树种实为菜茶之一种，惟其叶较普通菜茶为厚，质地也较肥润，外形似小叶水仙，幼叶色呈紫红。正因叶质厚润，采制成茶，较其他茶种其气味芬香。
2、种地大红袍主产于九龙窠中，是处系一岩罅，岩顶终年有水自上由岩罅滴落。随水流落者有无数苔藓类等之有机物，种地因而较他处润泽肥沃。且两旁岩壁直立，日照不常，气温变动不激，凡此种种，均为茶树生长理想条件，亦即大红袍得天独厚之处也。
3、产制大红袍平时自耕作管理而至采制，均较他茶认真，尤以采制，更尽人工制茶之能事，除采制时举行种种仪式外（即采日僧人全体焚香礼拜，设坛念经等等），使用特制器具，调技术最精炼茶师为之，各项制作处理，力求尽善尽美。若以一普通之茶，其产制如许认真，其成茶品质，当亦较一般者为优。
林馥泉还讲到，后世有人为了纪念“大红袍”这味历史名茶，特意找到3株外形相仿的茶树，栽培到九龙窠的崖壁上（即今天人们看到的母树大红袍）；不过，这几株所谓的“大红袍”也是优中选优，很是珍贵。
这件“狸猫换子”的事，张天福和吴觉农等人也提起过。
根据《武夷山的茶与风景》（陈舜年等著，吴觉农作序）一书《上篇·茶》明确记载了大红袍有正副之分，其中提到“寺僧因游人任意采摘，不肯以真品示人”，为了保护“正大红袍”茶树，僧人故意在“副大红袍”茶树附近刻上“大红袍”三字，以转移游人的视线；因为“副大红袍”长在较高的地方，游人不易采摘。僧人这样刻意地“掉包”，虽属无奈之举，但这样做既可以保护“正大红袍”茶树，也可无意中大大提高了“副大红袍”茶树的名气，延续了“大红袍”的品种和品牌。
百岁老人、茶业泰斗张天福，曾回忆说：原来的“大红袍”茶树在距离现在“大红袍”不远的地方，就在一个大岩壁下的路边，树枞有将近一米，上面有水滴从数丈高的岩壁上滴下，终年不干，正好滴在茶树上，茶叶非常茂盛，只可惜当时已经老到没有繁殖能力，在50年代就死了。
民间也有类似说法，说是知情者们把“正大红袍”改称为“大红梅”，以混淆是非，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。据年担任“大红袍”母树所在地天心村土地改革小组组长傅志美老人的回忆：年土改时，“大红袍”仍为天心寺所有。但因为其历史悠久，名气太大，具有很高的保护价值，如果继续由僧人管理，怕力度不够。后来县里专门为此开了协调会，决定把“大红袍”茶山划归农场管理。在“大红袍”附近还有一枞大茶树叫做“大红梅”，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枯死了。
不管以上的哪种说法，都提到了真的“大红袍”母树，以及还有一颗以假代真的备品，可以明确的是现存的九龙窠“大红袍母树”肯定不是正品真本。
中国茶界权威著作《中国名茶志》，岩茶泰斗姚月明主编的福建卷记载，姚月明曾于60年代末均曾于衰老“大红袍”母树上剪穗扦插十多株，成活三株，种植在北斗峰的称北斗一号，种在九龙窠的称北斗二号，十余年试制结果，均证明制优率极高，香气滋味极受赞赏，现已较大量繁殖栽种于武夷不同山岩……。照这种说法，姚老找到真本扦插繁殖的北斗，才是母本大红袍的复制品。
故事讲到这里，是不是越听越迷糊了，到底大红袍正本在还是不在？如今九龙窼的6株“大红袍”又是怎么来的？另外，市面上满大街在卖的大红袍究竟又是什么东东？“牛肉”、“马肉”竟然是上等好茶？限于篇幅，这些故事将在后续的文章中继续叨叨，欢迎来阅！发表看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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